魏巍寻找八路军的坎坷路
时间:2010-02-27 13:33 来源: 作者:
(楚天都市报) 提起军旅作家，提起抗美援朝，这两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可敬的名字：魏巍。书写了军人激情与精彩的魏巍8月24日在北京病逝,而他本人的寻军路却少为人知。
揣十八块钱上延安
魏巍老先生家在西山八大处的一个独门小院。院内藤蔓缠绕，葱郁清幽，还有红果树，豆苗等植物，是魏老和夫人两人亲自耕种的。秋种葡萄，春栽豆苗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好一个世外桃源生活。
魏老的客厅，朴素，干净，素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宽阔的中国地图，东侧有一张毛主席年轻时的画像和魏老亲自提笔写的诗。正对面，则是著名画家李琦画的一张鲁迅素描，简约的几笔勾勒出鲁迅先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硬朗风骨。
鲁迅的左翼思想，曾对年轻的魏巍有着深刻的影响。魏巍从小就熟读唐诗三百首，李白，杜甫的诗集更是不离左右手。还在简易乡村师范读书的他，就开始动笔写诗，和一些同样追求进步有左翼思想的同学一道，办起了刊物。1937年7月，日本侵略者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已响起，而蒋介石则一直宣称“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”的消极抵抗思想。热血沸腾的魏巍对当局抱有极大愤慨。报国无门的魏巍于是立志去找共产党。曾自编顺口溜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处处不留爷，爷去找八路。”
可是怎么找到去延安的门路呢？一头雾水的魏巍并不知道。当时，他的一个老师得知魏巍的打算后，为他写了三封介绍信，让魏巍带着介绍信去西安，想通过它们联系到当时在陕北的八路军办事处，去抗大学习。魏巍临走时，这位老师还塞给他三块钱，带着从家拿的十五块钱和老师赠送的三块钱，还有一箱行李和一大摞书，魏巍踏上了寻找延安抗大之路。后来魏巍才知道，这是一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老党员。
找学校连日奔波
火车上，魏巍认识了一位去西安看望儿子的大娘，随着她到了西安古城墙下的一个小破楼里，和几个拉洋车的小伙子共住了下来，然后拿着介绍信去找人，希望他们能够介绍他去延安抗日根据地，可是情况却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，接连找了三个人，都因为怕和共产党联系惹火上身而婉言拒绝了魏巍的请求。
无路可走的魏巍，只能选择自己去延安，却又被别人告知，去延安前途未卜，说不准还没走到就会被盘查的人截住。怎么办？那时他打听到八路军在七贤庄设立了办事处，跑去问问情况。“传达室有个小门洞，我就站在门洞外面向里面的人问，那人问我有没有介绍信，我说没有，结果那个人告诉我说抗大的招生已经结束。我当时非常失望，就站在小门洞外发呆。”
站在门洞外发呆的魏巍，正自徘徊，忽然看到墙上贴了一个广告：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。魏巍眼睛一亮，又向门洞内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这个学校和抗大的区别，得到的回答是差不多。那，抗大去不了了，可以去军政干部学校啊！魏巍仔细看了一下学校地址，在山西蒲县。
魏巍决定，连夜带上行李，直奔潼关去蒲县。风尘仆仆的赶过去，眼前的情景又让他心头一震。原来这个学校已经迁址了，迁到了远在临汾的马牧村。万般无奈，连日奔波的魏巍只好拖着行李，再返身到临汾。“那时，身上带的钱一天天减少，还是没有找到组织，心里那个着急啊，吃饭总是挑最便宜的。当时，阎锡山的部队在临汾也办了一个学校，叫做‘民族革命大学’。当时就知道，这是在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呢。”即便是当时在他身边就有学校，年轻的魏巍还是选择了背着厚厚的行李继续寻找八路军办的学校，当时的他已经有了深深的信念在心中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，只有选择八路军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三个问题决定命运
“当时已经是冬天了，我逢人就打听去马牧村怎么走，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距离我落脚的赵县还有十五里的路程，当时身上钱剩的不多了，也舍不得坐车去，我就把行李先放在旅馆里，一个人上路了。走在路上，遇到一个卖棉鞋的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子，才发现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。摩挲着口袋里剩的不多的一点钱，咬咬牙买了双棉鞋套在脚上。走了没多远，不小心踩在一个树桩子上把鞋底捅了一个洞，脱下来一看鞋子都是用破布做的，不过还是很心疼。”“终于找到军政干部学校了，是在一个小学校里，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人，当时就向我提了三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，第二个是统一战线的意义是什么，第三个问题是你的志愿是什么。这三个问题对我并不难。因为我学过上海出版社左翼理论家写的青年自学丛书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书，于是很快就将这三个问题一一作答。我看见他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笑意，等到我把出来的愿望说完后，他立刻把手一挥说：‘录取了’，这一挥手，就决定了我的命运。当天，就在学校的大院里蹲着吃了午饭，第一顿饭记得清清楚楚，是红糙米饭，山药蛋，豆腐块，汤面上还漂着一层辣椒油。”找到组织的魏巍终于可以把悬着的心放下，不用再担心钱不够用了，摸摸口袋，当时还只剩下四块大洋。魏巍安心地回头去扛行李，在军政干部学院扎根学习。
摘编自《财经时报》文/王海珍
魏巍，1920年出生，河南郑州人，曾任《解放军文艺》副主编、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、中国文联顾问等职。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1951年4月11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，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，影响数代中国人。其长篇小说《东方》曾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。
揣十八块钱上延安
魏巍老先生家在西山八大处的一个独门小院。院内藤蔓缠绕，葱郁清幽，还有红果树，豆苗等植物，是魏老和夫人两人亲自耕种的。秋种葡萄，春栽豆苗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好一个世外桃源生活。
魏老的客厅，朴素，干净，素白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宽阔的中国地图，东侧有一张毛主席年轻时的画像和魏老亲自提笔写的诗。正对面，则是著名画家李琦画的一张鲁迅素描，简约的几笔勾勒出鲁迅先生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硬朗风骨。
鲁迅的左翼思想，曾对年轻的魏巍有着深刻的影响。魏巍从小就熟读唐诗三百首，李白，杜甫的诗集更是不离左右手。还在简易乡村师范读书的他，就开始动笔写诗，和一些同样追求进步有左翼思想的同学一道，办起了刊物。1937年7月，日本侵略者进攻卢沟桥的炮声已响起，而蒋介石则一直宣称“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”的消极抵抗思想。热血沸腾的魏巍对当局抱有极大愤慨。报国无门的魏巍于是立志去找共产党。曾自编顺口溜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处处不留爷，爷去找八路。”
可是怎么找到去延安的门路呢？一头雾水的魏巍并不知道。当时，他的一个老师得知魏巍的打算后，为他写了三封介绍信，让魏巍带着介绍信去西安，想通过它们联系到当时在陕北的八路军办事处，去抗大学习。魏巍临走时，这位老师还塞给他三块钱，带着从家拿的十五块钱和老师赠送的三块钱，还有一箱行李和一大摞书，魏巍踏上了寻找延安抗大之路。后来魏巍才知道，这是一个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的老党员。
找学校连日奔波
火车上，魏巍认识了一位去西安看望儿子的大娘，随着她到了西安古城墙下的一个小破楼里，和几个拉洋车的小伙子共住了下来，然后拿着介绍信去找人，希望他们能够介绍他去延安抗日根据地，可是情况却不如想象中那么顺利，接连找了三个人，都因为怕和共产党联系惹火上身而婉言拒绝了魏巍的请求。
无路可走的魏巍，只能选择自己去延安，却又被别人告知，去延安前途未卜，说不准还没走到就会被盘查的人截住。怎么办？那时他打听到八路军在七贤庄设立了办事处，跑去问问情况。“传达室有个小门洞，我就站在门洞外面向里面的人问，那人问我有没有介绍信，我说没有，结果那个人告诉我说抗大的招生已经结束。我当时非常失望，就站在小门洞外发呆。”
站在门洞外发呆的魏巍，正自徘徊，忽然看到墙上贴了一个广告：八路军115师军政干部学校招生。魏巍眼睛一亮，又向门洞内的工作人员打听了一下这个学校和抗大的区别，得到的回答是差不多。那，抗大去不了了，可以去军政干部学校啊！魏巍仔细看了一下学校地址，在山西蒲县。
魏巍决定，连夜带上行李，直奔潼关去蒲县。风尘仆仆的赶过去，眼前的情景又让他心头一震。原来这个学校已经迁址了，迁到了远在临汾的马牧村。万般无奈，连日奔波的魏巍只好拖着行李，再返身到临汾。“那时，身上带的钱一天天减少，还是没有找到组织，心里那个着急啊，吃饭总是挑最便宜的。当时，阎锡山的部队在临汾也办了一个学校，叫做‘民族革命大学’。当时就知道，这是在和共产党争夺青年呢。”即便是当时在他身边就有学校，年轻的魏巍还是选择了背着厚厚的行李继续寻找八路军办的学校，当时的他已经有了深深的信念在心中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，只有选择八路军才是正确的选择。
三个问题决定命运
“当时已经是冬天了，我逢人就打听去马牧村怎么走，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距离我落脚的赵县还有十五里的路程，当时身上钱剩的不多了，也舍不得坐车去，我就把行李先放在旅馆里，一个人上路了。走在路上，遇到一个卖棉鞋的，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子，才发现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。摩挲着口袋里剩的不多的一点钱，咬咬牙买了双棉鞋套在脚上。走了没多远，不小心踩在一个树桩子上把鞋底捅了一个洞，脱下来一看鞋子都是用破布做的，不过还是很心疼。”“终于找到军政干部学校了，是在一个小学校里，接待我的是一个中年人，当时就向我提了三个问题，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，第二个是统一战线的意义是什么，第三个问题是你的志愿是什么。这三个问题对我并不难。因为我学过上海出版社左翼理论家写的青年自学丛书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书，于是很快就将这三个问题一一作答。我看见他的脸上渐渐出现了笑意，等到我把出来的愿望说完后，他立刻把手一挥说：‘录取了’，这一挥手，就决定了我的命运。当天，就在学校的大院里蹲着吃了午饭，第一顿饭记得清清楚楚，是红糙米饭，山药蛋，豆腐块，汤面上还漂着一层辣椒油。”找到组织的魏巍终于可以把悬着的心放下，不用再担心钱不够用了，摸摸口袋，当时还只剩下四块大洋。魏巍安心地回头去扛行李，在军政干部学院扎根学习。
摘编自《财经时报》文/王海珍
魏巍，1920年出生，河南郑州人，曾任《解放军文艺》副主编、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、中国文联顾问等职。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1951年4月11日在《人民日报》刊登，后入选中学语文课本，影响数代中国人。其长篇小说《东方》曾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。
